杜佳｜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得斯的诗教之争
编者按：本文原题为《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得斯的诗教之争 ——<蛙>1005-1098行浅析》，载于《外国语文》2018年3月，第7-13页。感谢杜佳老师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推送。
摘要
作为最古老的文学批评的标本，《蛙》在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现存的所有作品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文学比赛，阿里斯托芬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诗人情怀。在最为重要的对驳一场中，从1005行-1098行，阿里斯托芬借埃斯库罗斯之口，探讨了好的诗人的评判标准、诗人语言和题材的崇高，以及诗歌对民众的教育作用等问题。本文着力于解读这近百行诗作，通过比较和引证，研究阿里斯托芬的诗学观点，探讨诗歌的教与义。
关键词：阿里斯托芬；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诗与教
引 言
在阿里斯托芬现存的11部剧作当中，《蛙》可谓独树一帜。该剧没有诗人惯有的“政治讽刺剧”的那些特点，尽管《蛙》彼时获得二次上演的殊荣，是因其在插曲（686-705行）中提出的“政治”建议和忠告打动了雅典民众，但此剧名留文学史，却是被冠以“最早的文学批评”之名。正如前苏联学者托尔斯泰所言：
诚如斯言。阿里斯托芬在《蛙》的第六场，创作出了或许是文学史上最著名最有趣的一场对驳。我们或许很难再找到哪一部“戏剧”作品如此集中、全面而明确地评判古希腊极富盛名的两位悲剧诗人。我们在《蛙》中看到，从830行到1410行，阿里斯托芬完全没有一本正经义正词严地来进行他的文学批评，而是巧妙地通过两位悲剧诗人争夺悲剧首席之位的比赛，以一种寓教于乐的喜剧的形式，让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争锋相对，互揭其短，让酒神来插科打诨，最后通过酒神评判标准的转变（从诗歌艺术到政治智慧），曲径通幽而明确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诗学理念。
阿里斯托芬（约前446年-前385年）
在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得斯争论的过程中，阿里斯托芬借埃斯库罗斯之口，一步一步地表达了自己对诗歌艺术的终极追求：好的诗人应该是公众的老师，要在诗歌中发扬真理，支持正义，拯救城邦，为城邦教育好公民，把人们引上幸福之路。所以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没有讨论剧中阿里斯托芬对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得斯作品的大量引用和戏拟，或是对两位悲剧诗人的写作风格、开场白和诗歌技艺的批判，而着重解读和探究1005-1098行中，好的诗人的评判标准、诗人语言和题材的崇高、以及诗歌的教育作用的论说。
二、“诗人因为什么得到赞扬？”
面对欧里庇得斯抢先的批判（905-979行），埃斯库罗斯在1005行开口说话时并没有去接欧里庇得斯的话头，去讨论悲剧的形式，而是突然问了欧里庇得斯一个问题：诗人因为什么得到赞扬（1007行）。预计埃斯库罗斯会顺藤接招的欧里庇得斯显然有些猝不及防，但他还是立刻做出了回答：
埃斯库罗斯显然对这一回答没有异议，或者说，这正是他所期待得到的答案。他故意让欧里庇得斯自己亲口说出这个判断好诗人的标准，而他知道，欧里庇得斯完全达不到。如此一来，欧里庇得斯陷入了被动。这个回答意味着，要得到人们的赞扬，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的诗人，得到达两个标准。首先要足够δεξιότητος，有好的诗艺技术，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但仅此远远不够，好的诗人还要足够νουθεσίας，能够通过教育，把公民变得更好。就机智而言，欧里庇得斯显然够机灵聪明，但是，他有没有让城邦的公民变得更好呢？
果然，埃斯库罗斯顺势问到：如果你做的正好相反，把高尚有德的人变成了坏人，该当何罪（1010以下）？
欧里庇得斯也许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或者情急之下，他很难想出别的什么可以让自己跳出这个漩涡的答案。这次酒神脱口而出：该死。不用问他了。面对这种大是大非问题，酒神还是有自己的基本判断。其实我们知道，在五世纪有大量教诲风格的诗歌广为流传，长久以来，早就把“诗人应该是老师”这样的理念根植到了人们的心中。埃斯库罗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后面1030行以下，他一气呵成，气贯长虹地举出了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来说明他们作为受到人们赞美的伟大的诗人，都用自己的诗歌教了(ἐδίδαξε)人们什么：
酒神狄奥尼索斯
尽管酒神前面代为回答，如果不能把民众教好反而是变坏，这样的诗人罪大至死，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忘记，酒神最初喜欢欧里庇得斯，却没有考虑过欧里庇得斯对民众有没有起到教导作用，而只是因为他让自己感到愉悦，而这种愉悦显然是感官的：酒神受一种强烈的如同突然想喝汤一样的πόθος（渴望，怀念）的感召，要去把欧里庇得斯带回阳世。在给赫拉克勒斯解释他要去找的诗人时，酒神强调的是要找到一位真正的诗人（ποιητοῦ δεξιοῦ；δεξιοῦ [聪明的，熟练的，灵巧的]，71行），真正创造性的（γόνιμον[有生产能力的，多产的]）天才，能说出令人惊叹的妙语，敢于大胆构思，富有新意（97行及以下），这些显然都是从诗学本身来看，而丝毫没有考虑诗人还应该对城邦的公民有教导的义务。而现在，在埃斯库罗斯的问题之下，他开始思考诗歌的教育功能问题了。而好的诗人要用自己的诗歌来教导民众，是阿里斯托芬一直坚持的理念。酒神对埃斯库罗斯的排比中前面列出的几位诗人的教育功绩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但他对荷马的教育成果，有些怀疑，他指出荷马没有教会潘达克勒斯，因为他在前几天带领游行队伍的时候，居然连基本的程序都搞不清楚，先把头盔戴好，然后才往上系鬃饰（1036-1038行）。
埃斯库罗斯没法否认酒神指出的这个个案，但他坚持说，荷马也教会了很多人，比如说拉马科斯就是一位真英雄，而埃斯库罗斯自己显然是荷马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模仿荷马的风格，描绘出了许多勇猛的首领。他们都是身高六尺的堂堂（γενναίους，高贵的，高尚的）英雄，从不逃避公民的义务，他们英姿飒爽，骁勇善战，而不是如今的骗子懒汉。欧里庇得斯现在好像回过了神，显然对埃斯库罗斯对自己的功劳的夸耀有些不太认可，他故意问埃斯库罗斯是用什么办法把他们教得（ἐξεδίδαξας）这么伟大崇高（γενναίους）。可以想见，欧里庇得斯带着一些挑衅或者调侃的口吻，因为我们从酒神的话里听出来，埃斯库罗斯又生气地沉默了。
三、“高尚的诗人，永远应当讲合乎道德的事”
短暂的沉默之后，埃斯库罗斯开始说，自己写了《七将攻忒拜》，激发了人们奔向战场的勇气，还διδάξας[创作]了《波斯人》，赞美了世界上所能展示的最高尚的业绩，ἐξεδίδακε[教会]每个雅典人都渴望得到胜利的花环，为此去战斗，去征服自己国家的敌人。他认为，这才是诗人应有的作品，埃斯库罗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像荷马的作品那样，让公民们受到鼓励，当听到战斗的号角时，能够仿效他笔下那些勇士的伟大与高贵。
而对于欧里庇得斯笔下常见的女性，埃斯库罗斯显然不屑一顾，说他从来不会让像菲德拉与斯特涅波娅那样的坏女人的勾当败坏自己的悲剧，还自夸从来没有描写过一个恋爱中的女性（1044行）。 面对埃斯库罗斯的自夸，欧里庇得斯不无讽刺地说，那是因为前者没有受过爱神阿芙洛狄特的恩惠，对此，埃斯库罗斯立刻反唇相讥，讽刺欧里庇得斯本人和他的悲剧，都被这个女神压倒了。
两位诗人在这里关于女人的争辩颇有意思，充分反映了他们对选择创作素材及人物塑造的不同理念。埃斯库罗斯描写的是勇猛的战士，因此培育出的是勇士，而欧里庇得斯描写下贱的妇女，从而使女人充满不法的欲望。阿芙洛狄特通常有两种指涉，一是指爱欲，二是指美与魅力。显然，埃斯库罗斯想表达的是，他的作品不会描写那些在他看来是很不道德的欲望，而欧里庇得斯利用这个词语的另一个意思，讽刺埃斯库罗斯及其作品缺乏美与魅力。只是埃斯库罗斯显然也听懂了欧里庇得斯的意思，所以反戈一击，讽刺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充满了令人不齿的欲望。而酒神此时也火上浇油，说欧里庇得斯的剧作写的是别人妻子的私情，而他自己也受这种私情所害。
我们看到，虽然都是悲剧，但两位诗人不仅风格大相径庭，而且他们的作品，原本就分属不同的类型：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属于英雄悲剧，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属于家庭悲剧。如果说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是英雄和神的悲剧，那么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是普普通通的人的悲剧。对于诗人题材和内容的选择，拉齐克提到颇有意思的一点：
索福克勒斯（约前496年-前406年）
我们认为，欧里庇得斯悲剧题材的不同，不仅仅因为他想要推陈出新，而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生活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于埃斯库罗斯的生活时代。无论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还是欧里庇得斯，他们都是自己生活年代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作品，无论以什么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时代的印记，或者说，他们各自生活的时代，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过他们的创作。埃斯库罗斯参加过马拉松战役，他将生活看成是一种冲突：神通过神秘的方式，使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历经磨难后人类会获得智慧。他注重崇高与勇武的精神，珍视光荣与理想，从他的墓志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这段墓志铭据说是埃斯库罗斯自己撰写的，但作为一名悲剧诗人，他丝毫没有以自己的文学成就和声名为荣，而只是突出了他曾经参加战争以及他的勇敢。正如拉齐克所言：
而性格平和的索福克勒斯生活在伯里克利时代，那是古希腊一个繁荣、活跃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所有问题都由普通大众解决，而无需任何解释。因此，索福克勒斯满足于陈述事实，满足于证明他们因含有英雄品质、美好的东西并热爱真理而得到颂扬：它们可能是恐怖和悲惨，但也有光辉壮丽。不过，欧里庇得斯没有前两位诗人那么幸运，他生活的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摧毁了人们的信仰和雅典的荣光。卡里和哈阿霍夫的一段论述，清晰地指出了三位悲剧诗人的差别：
经过如上对比，我们再次回到两位诗人的比赛，或许就更能理解两面受击的欧里庇得斯感觉的“委屈”。我们看见他问埃斯库罗斯，他笔下的女性，对城邦有何伤害（1049行）。埃斯库罗斯说欧里庇得斯的这些作品削弱了高贵的女人们对不法之爱的抵御能力。这一点后者自己也无法否认，只是强辩，说自己描写阿芙洛狄特的强大力量只是陈述了事实。埃斯库罗斯虽然承认这是事实陈述，但他认为：
欧里庇得斯戏剧插图
我们知道，戏剧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体现：一是人们模仿在舞台上所呈现的行为，二是采纳吸收演员在舞台上通过明说或者暗示表现出来的观点。确实，人们会模仿他们所看见的行为，并且会受演员言论的影响，那么，诗人作为老师（διδάσκαλος），就应该只告诉人们好的行为，而把实际存在的坏行为掩盖起来？或者是只告诉人们事实，无论是好是坏，让人们自己去思考？在舞台上表现一个懦夫或者奸妇，那么就可能导致真实生活中懦夫众多或者奸情频发吗？如果说欧里庇得斯的人物让人们变得堕落，使原本受人尊敬的女人去犯通奸罪，那么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里，也曾有杀夫的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emnestra），这难道也就会教人们去谋杀自己的丈夫吗？就如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二章 379E-380A中所举的例子，母亲们也不应该给孩子们讲那些荒唐的故事，说什么诸神在夜里游荡，装成远方来的异客，把孩子吓得胆战心惊，变成懦夫(柏拉图，2002：78）。教人们真善美固然是诗人（διδάσκαλος）的责任，但是，还需不需要告诉人们世界上还有假恶丑？从本质上看，两位诗人的冲突，反应出的是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埃斯库罗斯属于前者，他认为，诗人应该把现实中很多虽然真实但却丑陋的事情遮盖起来，而属于后者的欧里庇得斯则认为，揭露现实的真相更有裨益。诚然，韩非子亦有言，镜无见疵之过，两位诗人之争，孰是孰非，难以定论，所以，两位诗人互相都没有把对方驳倒。就如施特劳斯所言：
或者，尼采的一席话，也能深刻地表现两位诗人的不同：
而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援引汉密尔顿对欧里庇得斯的一番评论，来更开放地看待埃斯库罗斯对欧里庇得斯的指控：
四、“表达高尚的思想和理想，必须创造出高尚的语言”
埃斯库罗斯（前525年-前456年）
面对埃斯库罗斯如此义正词严的观点，欧里庇得斯找不到什么说辞来反驳，他只好另辟蹊径，转而质问，埃斯库罗斯那些貌似庄严宏大实则晦涩难懂的辞藻何以能教人德行。埃斯库罗斯不禁叹呼欧里庇得斯是个可怜虫，因为他认为，只知道唧唧喳喳喋喋不休家长里短的欧里庇得斯，根本不懂得悲剧高贵艺术的真谛：
埃斯库罗斯指责欧里庇得斯，他不仅败坏了悲剧，更是败坏了民众。他在剧中让国王和贵人们穿上破烂不堪的衣服，想引起人们的同情，而这样，富裕的公民也学着穿上破衣烂衫，不再愿意为城邦准备战舰，而是到处哭穷；不仅如此，欧里庇得斯还教会所有的公民学会狡辩和闲谈，使得所有体育学校的训练场地冷冷清清空无一人，年轻人还和长辈顶嘴，水手们也跟船长抗议，拒不执行命令，他的戏里总是描绘那些不道德的女人，从来没有受过良好训练，能高举火炬参加赛跑的体育健儿。总之，什么坏事都是他引起的（1079行）。
我们看到，埃斯库罗斯对欧里庇得斯的指控，不是从纯粹诗艺的角度，而是关注诗歌的社会功能，道德教化。从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我们看见，悲剧的目的在于引起怜悯和恐惧，并导致这些情感的净化。换成后世鲁迅的话来讲，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及崇敬，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埃斯库罗斯对欧里庇得斯的指控几乎完全成立。因为如果从他历数的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带来的后果来看，差不多和悲剧的目的完全相反，他没有让人们的情感得到净化、提升，而是下降了。欧里庇得斯自己声称的是，他用自己的作品，把人们教得更聪明了，让人们学会思考、观察、理解、怀疑、质问每一件事物。但是这一切，他却通过一些为埃斯库罗斯不齿的故事、人物和情节来表现。就如尼采所言：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得以从观众座席闯入舞台（尼采，1995:49）。
古希腊剧场
埃斯库罗斯显然是个有些浪漫的理想主义诗人，他不仅认为高贵的悲剧中，不能表现那些邪恶的事情和人物，而且在表达高尚的思想和理想的时候，也必须使用高尚的语言。高贵的悲剧必须使用高贵的语言，就如高贵的国王必须穿上华丽的衣衫。这样的观点，在我们现在依然存在。人们认为，艺术是高雅的，远离人间烟火，那么那些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瓜葛不清的人，生活的鸡零狗碎油盐柴米会影响他们的作品。但高尚庄严的荷马式词汇较之欧里庇得斯的“市井”型语言，难免多了一些晦涩，而且，无疑对观众审美能力和理解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看到，欧里庇得斯在冥府有众多拥趸，也许不仅仅因为他的内容受坏人青睐，而且因为他语言的清晰明了，更易于为可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坏人”（或者说低层次的观众）所接受。两种不同风格的语言载体，我们难以说孰优孰劣，无论是埃斯库罗斯的语言还是欧里庇得斯的语言都有所得失。王力先生在论及欧里庇得斯的时候，曾经指出，欧里庇得斯也许是在古希腊三大悲剧大家之中最为民众所爱的一个，
如果说埃斯库罗斯属于古老的英雄时代，那么欧里庇得斯无疑属于智术师时代，两位悲剧诗人的不同更进一步地发展到本质而言，表现出的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区别。Hubbard认为：
古希腊战争场面还原图
所以，尽管阿里斯托芬自己写的是喜剧，但他让争论中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如此掷地有声地提出“表达高尚的思想和理想必须使用高尚的语言”这一理念，无异于表明这也是他自己的诗学观念。而在两位悲剧诗人的争论之中提出来这个观点，犹如沉寂中的黄钟大吕，让人为之一振，过耳难忘。频繁出现的“高贵”一词，经过几个世纪的穿越，落在后世古罗马时期朗吉弩斯的《论崇高》里，激起了响亮的回声。朗吉弩斯提出的崇高的风格的五个源泉或者说五个要素，可谓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理念的细节化与系统化：第一是要有庄严伟大的思想（grandeur of thought），第二是具有慷慨激昂的热情（power of moving the Passions），第三是构想辞格的藻饰（figures of speech），第四是使用高雅的措辞（graceful expression），第五是尊严和高雅的结构（dignity and elevation of structure）(朗吉弩斯,1987:80-88)。尽管喜剧被有些人轻贱，但很显然，阿里斯托芬一直努力地用自己杰出的才华为喜剧穿上高贵华美的外袍，尽管他没有具体提出崇高风格的这五个要素，但从他的各部作品中，我们时时能对这样的要素惊鸿一瞥。而在《蛙》中，除了借埃斯库罗斯之口所言，阿里斯托芬表现出来的理念，衣衫如人，文质兼美，甚至就算自杀，也得找一棵名贵的树吊死（对观735行以下），或可以看成是阿里斯托芬对崇高或者高贵风格追求的极致体现。阿里斯托芬无疑是赞同埃斯库罗斯马拉松战士那种崇高风格的，他甚至是一个身体力行者，我们可以从他作品的抒情诗里，看到他慷慨激昂的热情，辞格的藻饰，高雅的措辞，我们甚至可以说，因为看见了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各自的优点与缺点，阿里斯托芬作为一个聪明而天才的喜剧诗人，他努力地想在自己的喜剧中，兼具二者之长，既能像埃斯库罗斯那样使用崇高奇异的大词，又能如欧里庇得斯那样的清楚明晰。但同时我们看见，旧喜剧原生的喧闹甚至猥亵的特点，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阿里斯托芬对崇高的追求，所幸的是，他的剧作中表现出来的“对乡村生活的脉脉温情，对更简朴的时代的怀旧情怀，以及对和平的冷静的信仰”（萨拉.B.波默罗伊，2010:335），让他的剧作洋溢着一种喜剧式的崇高。
五、结论
早在公元前425年创作《阿卡奈人》时， 阿里斯托芬就已提出要在喜剧里宣扬真理，教会人们许多美德（655行以下）；整整20年之后，在《蛙》中，借两位悲剧诗人的争论，成熟的喜剧诗人更为完整而充分地表达了这一观点:诗人应该是公众的老师，身负重任，所以诗人应该永远讲合乎道德的事情，要表达高尚的思想和理想，用高尚的语言，为国家为城邦教育好民众。而后世贺拉斯著名的《诗艺》，无疑是阿里斯托芬在其剧作中一贯表现出来的这一诗学理念的真切呼应：
古希腊战争壁画
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得斯在《蛙》中的争论足够漫长，而在对驳的第一个回合之后，两位悲剧诗人的胜负似乎也未见分晓。尽管酒神最终的选择亦非完全基于诗人的技艺，但最终，埃斯库罗斯的获胜归返，就是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诗艺理念的最好证明。世易时移，好的诗人的判断标准没有改变；殊途同归，从阿里斯托芬到贺拉斯到当代，诗人与诗歌的道德教化理念，理应一脉相承。
（编辑：栖寒）
参考文献
作者
简介
杜佳，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文学学士（1999），文学硕士（2006），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2012），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2015）。发表学术论文数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一项，译著有《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齐家>义疏》（2010），《<奥德赛>中的歌手、英雄与诸神》，北京三联书店版（2019即出）。
延伸阅读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
施特劳斯 著，杜佳 译
2010-10 /24:00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175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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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
埃斯库罗斯等 著，张竹明;王焕生 译
2016-02-01 /980元
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5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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